大家好，今天小编关注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，就是关于清代刑事法治思想的问题，于是小编就整理了3个相关介绍清代刑事法治思想的解答，让我们一起看看吧。
总督和巡抚作为封疆大吏，权力相当之大。那清代的总督和巡抚是满人多还是汉人多？
作者：金满楼
清朝对地方的管理体制其实是多元的，总督巡抚制只适用于十八行省，也就是汉人区域，在非传统汉人区域之外，则为将军制，如东北的盛京将军，还有伊犁将军等。
此外，因为漕运及治理黄河的缘故，还设有漕运总督、河道总督等。
不过就帝国的主体部分而言，总督巡抚制则是绝对的主流，这个是需要研究的。
通常说，清朝的总督管辖两到三个省，巡抚只及一省，其中总督设置如下：
两江总督管辖江苏、安徽、江西三省；
云贵总督管辖云南、贵州两省；
两广总督管辖广东、广西两省；
闽浙总督管辖浙江、福建两省；
汉人多，因为，满族人太少了，几亿汉人，几十万满人（别把汉军旗汉人，锡伯族人鄂伦春人蒙古人朝鲜人当满族行嘛？），
第一，顺治康熙年间，总督巡抚，旗人占大多数，但是旗人总督巡抚中居大多数是汉族人，典型的贪官总督葛礼
第二，雍正乾隆嘉庆，一样是旗人多数汉人少数，但是汉人比例增加，因为旗人中汉人还是更多，所以还是汉人多，比如《电视剧李卫当官》，李卫江南总督，旗人，汉族
第三，道光咸丰同治光绪，时代，基本上汉人绝大多数了，满人基本丧失了管理国家能力，官文那种都是奇葩了
因为小编下一篇文章要写到某个两江总督，为了比较一下他在两江总督中的情况，小编特地为清代的两江总督排了一份表格。谁知，这份表格却能以小见大，看出清代督抚的一些情况。至于清代督抚汉人与满人变化比例，也能从中得到反映：
一、顺治年间的两江总督
其实，顺治年间的两江总督只是两江总督的前身。担任总督的都是表面上是汉军旗，实际却是明朝的降将。清朝开国，根基不稳，所以需要利用这些汉人治理江南。
二、康熙年间的两江总督
康熙年间，政局稳定，满人牢牢控制了政权。于是，大批大批的满人登上了两江总督的宝座，与之相对的，则是汉人被排挤到了边缘。康熙朝15名总督中，汉人仅占了三名。这三人任职都不长。而且，于成龙算得上一代名臣，竟然临死前才混到个两江总督，也算鼻酸。
三、雍正年间的两江总督
督抚制度形成于明代，满人入主中原后，沿袭明朝的官制，在地方设置总督和巡抚。自此，督抚制度走向成熟。清代的总督一般辖制一省、两省或三省，巡抚则管理一省。此时的督抚，已经是手握实权的地方大员。问题是，清代是满人建立的政权，那么他们在督抚人员的选择上，到底是更多的用满人还是汉人呢？这就有必要对清代督抚做一番了解。
满人初入关时，鉴于督抚权力之大，确实考虑过尽用满人，摒弃汉人。不过这个打算遭到给事中魏裔介的坚决反对，魏裔介上疏称，“抚四海大一统，当宏立贤无方之治，不当专用辽左旧人”。这一主张被清廷采纳。于是，在清代前期，汉人出任督抚的人数，大大地超过满人。据统计，顺、康、雍三朝共有督抚625人，其中汉军旗出身的295、汉族229人、满人125。
当然，清廷如此做法，在某种程度上是迫于形势。清初，满汉矛盾尖锐，如果一律由满人担任地方最高官员，势必加剧满汉矛盾。为了缓解这一矛盾，清廷选择任用汉军旗人和汉人出任督抚。历史也证明，清廷的策略是正确的。它对于巩固新生政权、缓和民族矛盾，起了重要作用。
到了乾隆朝，满清政权基本稳固，社会矛盾进一步缓解，汉人势力也逐步加强。面对这种情况，以乾隆帝为首的满族最高统治阶层，为了维护满族权贵的利益，在督抚人员的选择上，一改过去的做法。尽可能多用满人，而少用或不用汉人和汉军旗人。以至于在乾隆时期，汉人极少官至督抚的，就连出任布政使和按察使的也不多。
此后，在任用督抚人员上，嘉庆、道光和咸丰继承了乾隆的做法。不过较之乾隆朝，此时的汉族督抚比例有所增加。必须指出的是，这时任用汉人督抚不是为了缓和满汉矛盾，而是因为汉人比满人更有才能。白莲教起义爆发后，清代社会匪乱不断。在镇压骚乱的过程中，汉人表现的比满人更出色。
古时候的三司会审，指哪三司？
“三司会审”制度创设于明初洪武十七年（1384年），当时的皇帝朱元璋出于为强化专制皇权、减少冤狱数量的目的，因而下旨由三法司共同处理重大案件。“三司会审”中的三司指的是刑部、大理寺和都察院。刑部是中央一级的审判机构，是六部中惟一具有司法权的机构；大理寺是明代中央负责审核刑部以及在京各机构审判案件的机构，大理寺卿是全国掌管刑狱的最高长官；都察院由御史台，主要负有监管、弹劾等权。
“三司会审”是在唐朝的“三司推事”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，洪武年间，三司最初是互相独立的，三法司拥有自己的司法审判机构和下属，此后三司逐渐联合办公，并最终成立了三司组织。凡遇到重大疑难案件，由三法司共同处理，平时办案中刑部负责审判，大理寺负责复核，都察院主要负责监督。在“三司会审”制度中，三法司是严格遵照皇帝的旨意来审判案件的，皇帝握有最终裁判权。
网络图
“三司会审”制度创立的原因主要由两方面，第一便是减少冤狱，古代处理案件时，冤狱的情形十分普遍，朱元璋十分体恤民情，因而要求审判时一定要详查案件，减少冤狱的发生。第二是加强皇权，朱元璋在位期间，严厉打压功臣、异己，从而强化专制皇权统治，明初的四大案便是一例。因而“三司会审”制度的创立，可以通过办案来让三法司互相制约，防止刑部独揽审判大权，使裁决权归于皇帝。
在“三司会审”中，对一些重大的案件首先由大理寺提请会审或者皇帝直接下旨，会审之前由锦衣卫负责押送案犯，并进行调查取证，然后皇帝再下令由三司共同审判，审判意见出台后，由皇帝最终裁决。会审的地点一般是在午门外或者京畿道，当三司完成审判后，提请皇帝裁决会出现三种情形：第一是皇帝批准会审结果，下令执行；第二是皇帝会在会审结果的基础上进行改动，比如说加重或者减轻刑罚；第三种情形是皇帝不认同会审结果，从而会驳回给三司重审。
《北齐律》在古代的作用有多大？
中国是一个典型的成文法国家，在数千年的法制史上，有几部里程碑式的成文法典籍，包括开山之作《竹刑书》、登堂入室之作《北齐律》和成熟定型之作《唐律疏议》。如果把中国古代成文法分为三个阶段的话，那么，《北齐律》应该处在第一、二阶段交界处：竹刑书——《北齐律》——《唐律疏议》——《大清律例》。
首先说一下《北齐律》的特殊意义。
一是它上承秦汉、下启隋唐，中国法律从朴素、宏观进入细分、具体阶段，已初步具备中古时期法律特征。
二是第一次将儒家伦理纲常礼教精神引入刑事法律内容，特征就是确立了“重罪十条”制度，可以说是先秦“礼法”精神的延续，逐步形成了中国法律“法内有情”的独有特色。
三是首创“名例律”的总则篇目。把《晋律》中的“刑名”和“法例”合并为“名例”，放在律典第一篇，突出了法典总则的性质和地位，开一代风气之先，隋唐直至明清各代，法典的首篇均为“名例律”。
四是旧“五刑”向“新五刑”转变。以墨、劓、剕(刖)、宫、辟为主的旧五刑，简单粗暴、血腥残忍，体现了上古时期文教不兴的特点，到魏晋南北朝的时候，逐渐为笞、杖、徒、流、死的新五刑所代替。
五是规定了刑等。可以简单理解为“刑罚轻重”，是量刑的进一步细分。上古时期的“五刑”只有刑种，没有刑等，比如“杖刑”，原来只规定了杖击，至于击五十、六十，还是只击三十没有具体和规定。
其次，之所以说《北齐律》是“登堂入室之作”，是因为在它之后不久还有一部真正成熟之作——《唐律疏议》。
大唐贞观初年，李世民按照魏徵“专尚仁义，慎刑恤典”的建议，确立了“德主刑辅”的立法原则（这一点上承《北齐律》），于贞观十一年（公元637年）颁行了《贞观律》。
唐永徽二年（公元651年），在《贞观律》的立法精神指导下，高宗李治修订并颁布了《永徽律》。两年后即永徽四年（公元653年），一部《永徽律》的律文注解又同时颁行天下，时称《永徽律疏》，这就是著名的《唐律疏议》，简称《唐律》。
《唐律》是中国古代成文法典的真正成熟定型之作，它的最伟大之处在于确立了中国古代刑法的规范，一直到清代，虽然历代均有立法，但都没有脱离《唐律》的窠臼。不仅如此，《唐律》还直接影响了高丽、倭国、暹罗、交趾等国的立法，几乎遍及东南亚。
清人吉同钧评价说：“《唐律疏议》集汉魏六朝之大成，而为宋元明清之矩矱，诚确论也！”
到此，以上就是小编对于清代刑事法治思想的问题就介绍到这了，希望介绍关于清代刑事法治思想的3点解答对大家有用。